作为反建制抗议活动的成果之一，绿党已经成为一股备受大众期待的变革力量。但四十年过去，它离最初“和平战士”形象却越来越远。

长达16年之久的默克尔时代即将落幕，当人们还以为德国的未来仍然把握在民基盟等主流党派手中时，绿党领导人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却成为人气最高的总理候选人。

作为联邦议会中的最小党派，自诞生以来，绿党一直被视作只关心环保的边缘群体。但现在，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极有可能成为德国史上第二位女总理，她将前所未有地带领绿党走到权力中心。

德国总理默克尔（左）和绿党总理候选人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（右）。图片：BBC

贝尔伯克出生于1980年，正是德国绿党成立的一年。

这一年的1月13日，有一群人在德国西南部的卡尔斯鲁厄市政厅见了面。会场中1004人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，有68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、反核人士、环保主义者、素食者、动物权益保护者、女权主义者、共产主义人士等等。

现场闹哄哄的，像个学生会议。女士们穿着针织毛衫，男士们则穿着粗纹布料的衣服，大都是自制的。许多人手中抱着德国环保政治家赫伯特·格鲁尔（Herbert Gruhl）的畅销作《被掠夺的行星：我们的政治有多么恐怖》，一边热情地交流着。

在老派政治家看来，这是一群古怪的人和行为不良的“孩子”。

自战争结束以来，西德政策几乎都是由基民盟、社民党等几个主流党派决定的。而当时的青年正处于对世界的怀疑之中：增长的终结，环境的破坏，妇女权益亟待保护，核经济的兴起，全球团结难以实现。

应当有一个新的政党来改变这个国家。于是，在经过整整一天的讨论之后，绿党成立了。

1980年1月13日，绿党成立现场。图片：DW

边缘斗士

1960年代后期的学生运动影响了一代人。十年过后，这些主流舆论眼中的“激进左翼分子”已经成熟，虽然代表的群体各不相同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：找到一条反传统党的政治道路。

“边缘”和“极端”是贴在绿党创始者们身上的标签。奥托·希利（Otto Schily）是一名左翼人权律师，在1970年代，他为西德极左翼激进组织红军派的几名活动分子辩护，因此成为公众人物。约什卡·菲舍尔（Joschka Fischer）则参加过60年代的学生运动，作为一名街头暴力分子而出名。

在这些人之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位身形瘦削的女士。她叫佩特拉·凯利，坐在西装革履的奥托·希利旁边，穿着一件宽条纹针织衫，身体微微前倾靠近话筒，轻松自信地向会场下面发言。

1980年1月13日，奥托·希利（左）和佩特拉·凯利（右）在绿党成立大会上。图片：DW

凯利表现得从容不迫，这种气势要得益于多年社会运动的积累。60年代，凯利在美国生活，作为一名学生，她活跃于反战、民权、反核和女权运动中。她是马丁·路德·金和罗伯特·肯尼迪的崇拜者。1968年，两位偶像接连遇刺让凯利认识到政治的残酷，她更加决心要支持“非暴力”的理念。

1970年代，凯利同父异母的妹妹因癌症去世，年仅10岁。在凯利看来，妹妹的死预示着一种危险的现代综合症——“世界癌化”，她认为这“主要是由世界范围的核污染引起”。因此，反对民用和军用核能成为她在1970年代政治工作的重点。

凯利开始到全世界反核抗议的地方演讲。她往返于西德乡村、澳大利亚内陆地区、广岛和华盛顿、布鲁塞尔等世界首都之间，在基层反核激进分子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并将他们的信息传达给政治权力中心。

凯利在每次演讲前都很紧张，但拿起麦克风时，她真诚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就会鼓舞人心。在一次讲话中，她说道：“就像将男人置于女性之上、白人置于黑人之上、富裕者置于贫穷之上这种思维定势一样，将人类置于自然之上的心态是一种功能失调的妄想。”

“反核”，也成为了德国绿党区别于其他欧洲绿党的地方。除气候和环保问题以外，德国绿党在成立之初，就将“反核运动、裁军和民权”作为核心议题。

80年代德国的反核运动。图片：AP

在凯利和其他几位创始人的设想下，西德绿党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，可以将基层抗议活动的“连锁反应”重新定向到议会，从而创造一种全新的、更具参与性的自由民主形式。

绿党成立后，先是在州一级的选举中取得了一些成绩。到了1983年，绿党人迎来了一次绝佳的机会，施密特政府同意北约计划，准备在西德土地上部署导弹防御苏联，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对，大规模示威活动频频爆发。新成立的绿党便利用此次反抗活动来争取支持。

1983年联邦议院的选举中，在凯利的带领下，绿党以5.7%的得票率赢得了27个席位。

受1986年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影响，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，1987年的联邦选举中，绿党得票率提高至8.3%。

1983年绿党第一次进入议会。佩特拉·凯利（中左）和奥托·希利（中右）与同僚们在庆祝。图片：DW

绿党想要更进一步，但作为党内的“激进派”，凯利一直反对与传统政党结盟。她逐渐发现，越来越“务实”的绿党与她最初的设想背道而驰。

1990年，绿党选举失利，失去进入议会的资格。作为领导人，凯利备受打击，她和自己的伴侣、同样是绿党重要人士的格特·巴斯蒂安（Gert Bastian）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少，仅与几位亲人偶尔往来。1992年，巴斯蒂安枪杀了睡梦中的凯利，随后自杀身亡。两人都没有留下任何信息来解释这场悲剧。

随着其他几位激进派创始人的退出，绿党开始向主流路线靠近。

分裂和改变

绿党的转变离不开另一位创始人约什卡·菲舍尔（Joschka Fischer）。1998年，菲舍尔带领绿党与社民党联合，“绿红联盟”击败了基民盟，社民党领导人格哈德·施罗德（Gerhard Schröder）成为总理，而作为外长，菲舍尔则第一次带领绿党如此接近权力中心。

菲舍尔是6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，曾在法兰克福的一个暴力圈子中十分活跃。1973年，菲舍尔在一次对抗中与其他几名左翼示威者包围了一名警察，他们凶狠地摘掉了他的头盔，接着一阵拳打脚踢，致其重伤。

成为外长之后，旧事再被挖出，他不得不进行道歉。而据他所说，年轻时在接连目睹了极左翼的激进行动后，他已经放弃以暴力作为政治变革的手段。

70年代约什卡·菲舍尔参加暴力抗议活动时殴打警察。图片：European tribune

从街头暴力分子到朝堂之上威严的长者，菲舍尔本人的转变就像是绿党的一面镜子。

对于战后德国来说，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是决定性时期，对于新生的绿党来说也是如此。他们不仅必须应对统一带来的挑战，还必须面对自己的内部斗争。

1989年至1990年间，东德的民权运动团体联合组成了“联盟90”。东西绿党合并后，权利分配成为一大问题。

这时绿党内部有4中不同的倾向。第一种是“激进的生态主义”，以佩特拉·凯利为代表。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改变当前的政治环境，主张“反政党”，因此拒绝和其他政党联合。他们提倡一切都通过社会运动和抗议活动解决，比如法兰克福机场新建一条跑道都可以作为抗议的理由。

第二种趋势是“现实主义”，他们认识到绿党仍然力量微弱，因此主张干脆的妥协，以便与社民党形成联盟，从而对主流政策产生直接影响，使其向绿色方向转移。

另外工人阶级为主的“生态社会主义者”和富人为主的“生态自由主义者”声量较小。80年代后期，这四种势力不停缠斗，冲突主要发生在激进派和现实派之间。

最初凯利的激进派顺应民众抗议的潮流和名人效应，在绿党内占据优势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德国统一成为钉进激进派棺材的最后一刻钉子。

1990年，德国统一后的第一次联邦选举，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得票率超过5%才能获得席位，但这一次是东西德分别计算。绿党在前西德地区没有超过5%，而在前东德地区勉强通过，仅获得8个席位。

许多人认为，在选举之前绿党没有迎合当时德国国内强烈的爱国情绪，而是集中于气候变化之类的议题。绿党的竞选海报上写道：“大家谈论德国，我们谈论天气！”但结果就是让支持者很丧气。

正是这场选举灾难让人意识到，是时候对绿党进行根本性的改变。1991年，以菲舍尔为首的“现实主义派”控制了绿党。1998年，绿党与社民党合作赢得选举，组成联合政府。

2018年，退休的前德国外长约什卡·菲舍尔宣传自己的新书《西方的衰败》。图片：AFP

传统强手社民党重新掌权，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。但绿党是什么？愤怒的游行、激进的人群、暴打警察的青年，这些都没被忘记。人人都不看好他们。

在记者会上，新任的“绿色”外交部长被嘲笑着问道：“要强制人们吃麦片吗？”

于是绿党开始进一步向主流立场倾斜。在菲舍尔执政期间，他甚至调整了绿党的反战立场，以支持加强德国在欧盟和北约的角色。

在跟社民党合作的七年里，绿党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——菲舍尔同意德国军队参加北约空袭，反对当时由塞尔维亚、科索沃和黑山组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。这是二战结束以来，德国士兵第一次参加战斗。

绿党内部恪守和平主义的人只有痛苦地跟随他。1999年，在绿党一次会议上，他表示需要支持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，话音刚落，一包红色的油漆直直地砸到他头上，造成鼓膜穿孔。

1999年，在一次绿党会议上约什卡·菲舍尔被红油漆攻击。图片：DW

在那之后，菲舍尔曾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是否应该辞职。他最终决定坚持下去。他认为，绿党的核心立场更为重要，但想要将其纳入议程，必须要牺牲一些东西。

2005年大选后，菲舍尔宣布退休，不再管理绿党事务。作为立党元老，他说：“我已经掌握权力20年。现在，我要恢复自由。”

走向权力中心

绿党内部，对于菲舍尔的选择也并不全是反对的声音，尤其到了现在，人们更加意识到了这种转变的重要性。

1999年科索沃事件后，当时22岁的绿党人士迈克尔·凯尔纳（Michael Kellner）就一直关注和平与安全政策。如今他已经成为绿党的联邦政治总监，在他看来，绿党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根本诉求。

凯尔纳说：“因为我们正在将一种独立的思想带入政治领域，将环境和自然保护、气候变化等问题带入政治中心，这对人们来说很重要，但一直以来，这却是社会民主党派、保守派等主流党派并不注重的东西。”

菲舍尔时期，绿党确实完成了一件大事——弃核。

在绿党的促使下，执政联盟同意将核电站的寿命限制为32年，并制定了协议，决定禁止开设新核电站，在2022年之前关闭所有现存核电站。2002年，这项协议写入了《原子能法》。

弃核对当时22岁的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3年后，她下定决心加入了绿党。

谈到2002年的弃核协议时，她告诉《德国之声》：“这让我看到了绿党经过不断参与，已经实现了它为之奋斗多年的目标。即使阻力很大，政治也是可以改变的。”

2021年4月，获得绿党总理候选人提名后，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出席新闻发布会。图片：AFP

这名与绿党同龄的年轻领导人在农场长大，童年时代经常被父母带到反核抗议游行中，那个时候绿党还在反对北约。当绿党从政治边缘向主流移动时，贝尔伯克也成长了起来。

2018年，贝尔伯克参加党内竞选，她的演讲集中在深化欧洲一体化、改善学校教育以及减少经济不平等等方面。她强调绿党需要扩大吸引力，而不是沦为只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政党。最终，她成为两位联合领导人之一，绿党进入了新的阶段。

虽然贝尔伯克缺乏政府工作经验，从未担任过国家或州级别的行政职务，但柏林洪堡大学政治学教授沃尔夫冈·默克尔（Wolfgang Merkel）表示，她是德国政治的“后起之秀”，对“受过良好教育的进步的选民极具吸引力”。

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，多年以来，默克尔政府不断推行和倡导绿色政策，环境和气候变化成为社会常见议题，这逐渐将绿党“推向中间”。没有人会再向绿党开一个拙劣的“麦片玩笑”。
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自今年四月下旬贝尔伯克被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后，绿党在两周内收到了超过3700份入党申请。而原本预计额度为70万欧元的大选年捐款，现在也已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，达到了250万欧元。在5月的民调中，绿党甚至以27%对24%的微弱优势压过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党联盟。

2019年德国，号召环保的学生组织“未来星期五”在举行抗议游行。“未来星期五”与德国绿党有密切合作，安娜莱娜·贝尔伯克等绿党人士曾参与活动。图片：DW

这是对“绿党现实主义派”的完美解释：“拥有理想和原则很好，但如果我们不能进入政府，不能有所作为，那么这些都没有用。”

现在在绿党的面前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还在为自由市场争执不休，基民盟正在遭遇后默克尔世代的领导危机。幸运可能再度降临绿党，但这与佩特拉·凯利和盟友们40年前成立绿党时的设想几乎不再有任何相似之处。

终于，一个曾经象征着激进变革的政党现在代表了稳定。